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，三岁的女儿蕊蕊坐在地板上玩积木，突然她手里的红色小方块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力气，软软地歪倒，眼神直直地定在半空，小嘴巴微微张开，发出一点细微的“咯咯”声。时间可能只有十几秒，但对我和她爸爸来说，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等她回过神，看着我们煞白的脸，哇一声就哭了，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。
那是蕊蕊的第一次癫痫发作。从医院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，“癫痫”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，烫在我的心上。恐惧、迷茫、还有一股说不出的自责感瞬间将我淹没。是不是我怀孕时哪里没注意？是不是遗传了谁的基因？无数个问题在脑海里翻滚，却没有一个答案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成了我和眼泪作伴的日子。药物治疗开始了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蕊蕊的发作没有停止，只是形式变了，从那种明显的抽搐，变成了更隐蔽的“发呆”。她会突然定住，喊她名字没反应，眼睛空洞地望着前方，几秒钟后又像没事人一样继续玩耍。这种“失神发作”一天会出现十几次，每一次，都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。我变得神经质，只要她安静超过半分钟，我的心就揪成一团，必须冲过去晃她一下，直到她露出不耐烦的表情，我才能稍微喘口气。
深夜是我最脆弱的时候。听着身边孩子均匀的呼吸声，我却不敢合眼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丝异常的动静。我偷偷用手机查遍了所有关于癫痫的信息，看到的却多是“难治性”、“终身服药”、“智力影响”这些令人绝望的字眼。眼泪成了我唯一的宣泄，在无数个深夜里，我躲在卫生间里，开着水龙头，让哗哗的水声掩盖我的呜咽。我看着镜子里那个憔悴、绝望的女人，感觉前方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，我可爱的女儿，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难道就要被这个病毁掉了吗？那种无力感和恐惧，几乎将我彻底击垮。
展开剩余65%丈夫看我状态太差，四处托人打听，最后我们挂上了刘国江主任的号。走进诊室时，我手里紧紧攥着记录了蕊蕊每一次发作的厚本子，心里充满了忐忑。刘主任和我想象中的专家不太一样，他没有高高在上的威严，眼神温和而沉静。他先是对着怯生生的蕊蕊笑了笑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卡通贴纸递给她，轻声说：“小朋友真勇敢。”
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，让诊室里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不少。他没有急着看我们带去的厚厚一叠检查报告，而是耐心地听我语无伦次地讲了半个多小时，从第一次发作到我们的焦虑，再到我那些不眠的夜晚。他听得很仔细，不时点点头，然后拿起我那个记得密密麻麻的本子，一页页地翻看。
“您记录得非常详细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”他肯定了我的努力，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，我的痛苦和付出是被看见、被尊重的。接着，他问了许多我之前从未被问过的细节：“蕊蕊发作前会不会有咂嘴、揉眼睛的小动作？”“发作后是立刻清醒，还是会有点烦躁、想睡觉？”他一边问，一边用笔在纸上画着简单的示意图，向我们解释儿童癫痫有不同的类型，蕊蕊的表现很像一种特定的“失神发作”，之前的药物可能并不完全对症。
“孩子的脑部还在发育，可塑性很强。我们的目标，不单单是控制住不发作，更要尽可能减少药物对她认知和发育的影响。我们要一起努力，为蕊蕊找到最合适、最精准的那把‘钥匙’。”刘主任的话语沉稳、坚定，没有任何夸张的承诺，却像一块巨石，为我这只在惊涛骇浪中漂泊的小船，压住了一个坚实的船锚。“我们一起努力”，这简单的五个字，像一束光，照进了我那片被泪水浸泡的黑暗世界里。
根据刘主任的新方案，我们调整了药物。他详细解释了新药的作用原理、可能的副作用，以及如何循序渐进地调整剂量。他特别叮嘱我：“不要焦虑，给我们和孩子一点时间。继续做好记录，尤其是她‘发呆’的次数和持续时间的变化，这比我们的感觉更客观。”
奇迹不是一夜发生的，但希望是的。从接受刘主任治疗的那一刻起，我感觉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。我有了方向，有了战友。我依然仔细记录，但心态完全不同了。我不再是恐惧地等待下一次发作，而是像一个科学家，在收集证据，证明我们的方案正在起效。
一个月，两个月……蕊蕊“发呆”的次数真的在减少，时间在变短。三个月后的那次复诊，我激动地告诉刘主任，蕊蕊已经连续一周没有出现明显的发作了！刘主任看着记录本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他摸摸蕊蕊的头说：“很棒，我们蕊蕊和妈妈都特别棒！”
现在，蕊蕊已经上幼儿园大班了。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鸟，每天叽叽喳喳地给我们讲幼儿园的趣事。她已经快两年没有发作了，那个记录发作的本子，早已被一本画满了彩虹和小公主的图画本取代。
我很久没有在深夜里独自流泪了。是刘国江主任，用他精湛的医术、极致的耐心和那份难得的同理心，驱散了我们家的阴霾，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希望。他治愈的不仅是蕊蕊的病，更是一个母亲濒临崩溃的心。这份恩情，我们全家铭记于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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